有人经常发出这样的疑问，北宋灭亡是王安石变法导致的吗？其实，北宋的灭亡非但与王安石变法没有丝毫关系，反而是王安石的变法，延续了宋朝的寿命，使宋朝在那些昏官庸帝的统治下，没有因为积贫积弱而更快更早地灭亡。
北宋经过百年发展，到宋神宗时期，朝廷机构雍仲、财政薄弱、开支庞大、边事紧张，官僚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减少了税收，阻碍了生产，可谓积弊丛生。熙宁元年（1068年），继位不到一年的宋神宗，召王安石入京，问他：“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说：“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又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回答说：“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重用以王安石为副宰相，要求他全力推行新法。因变法在熙宁年间开始，故又称“熙宁变法”。
“熙宁变法”包括理财和整军方面的变法两方面。理财当然是想增加财政收入，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军事方面主要是增加武备，加强军力，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增设军器监等等。总的看来，变法具有明显的进步作用，比如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是打击地主富商囤积居奇，盘剥百姓，并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税法、免疫法则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农田水利法是为民推动农业生产。保甲法等则加强了军事力量，巩固了边防。
从新法的推行到最后废除，期间新法推行了十五年。通过十五年的变法，北宋“富国强兵”的效果非常显著。一是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新法的实施，政府财政收入项目增多，收入成倍增长，据统计，宋神宗时期的国库积蓄可为朝廷提供二十年财政支出，一举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二是新法推动了农田水利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三是百姓负担减轻。新法抑制了豪强的土地兼并，减少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人民负担得到减轻。四是新法在加强军备、训练士卒、加强边防等许多方面都有全面加强，对减少政府的军费开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方面，都有明显的成效，改变了积弱的状况。当然，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被偷工减料和发生偏差，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青苗法”，在执行中走样，一定程度了损害了百姓利益。但，这只是局部现象，并未从根本影响新法的效果。
因为变法，王安石成了众矢之的，有人说王安石是小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王安石真是小人吗？不是，用黄庭坚的评价可以证明。黄庭坚是反对变法的，而且因反对变法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被贬至蛮荒之地，但他在《跋王荆公禅简》对王安石的评价是：“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一个政见相反的人给予的评价，应该是相当中肯的，所以，王安石是君子而非小人。
那么，王安石头为什么又成了许多人眼里的小人了呢？这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讲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有悖纲常伦理祖宗的话语，自贴“小人”的标签。还因为变法触犯了许多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比如改革差役法，让许多享受特权的人或家族要从不服役到要服役，被人怨恨。所以，很多人不好攻击朝政，因为那是皇帝宋神宗牵头定的，转而对王安石个人进行攻击，甚至写书传段子，在王安石身上贴上了许多神怪标签，王安石的小人，就这样炼成了。
至于北宋的灭亡，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外交政策的多变。北宋的外交政策，时有变化，特别是与西夏、辽国和后来的金国，与这三个外族政权，北宋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外交政策，在屡变中处处被动，最后甚至因此而引狼入室，自取灭亡。二是地方弱化。北宋的军事政策，就是强中央、弱地方，致使地方上在财力上薄弱、在军力上软弱、在联动上松散，最后外族入侵，所有州府几乎是势如破竹，不能有效阻击外敌，首都一破，很快就席卷全国。三是军事僵化。北宋以枢密院和三衙统兵，将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权调兵，却不管军队，三衙管军队，却无权调兵，多方掣肘，贻误战机。而且，北宋骑兵也懦弱，而辽、金、西夏几乎都是马背上的民簇，经常落败，也是必然的。
所以，北宋的灭亡，不但与王安石变法毫无关系，甚至如果不是王安石变法积累了那么多的财富，增强了军力，说不定北宋早就灭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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