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台风“杜苏芮”的影响，7月29日以来，京津冀地区普降大到暴雨。29日20时至31日22时，北京地区全市平均降雨量236.3毫米，城区平均223.4毫米，房山区平均392.3毫米，门头沟平均435.5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门头沟高山玫瑰园，690.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丰台千灵山，31日10-11时111.8毫米／小时。整体降雨情况超过了2012年”7.21″特大暴雨。而京津冀一带，年平均降水量也就五百多毫米，相当于这两天下了平常半年甚至一年的雨，如此极端的暴雨，必然超过了当地的排水设施以及地质条件所能接受的极限，从而爆发了山洪，城区发生内涝。
北京的水患来源有二：永定河和潮白河。但在历代文献记录中，似乎永定河更容易引发水患。
永定河是海河水系的众多支流之一，穿越太行山支脉和燕山山脉之间夹谷进入北京；同时也是流经北京境内最大的河流，被北京人称为“母亲河”，另一方面永定河稍微降雨量一多就闹水患，堪称“不定河”。永定河上游水流湍急、泥沙量大，但因“冈峦夹峙，无冲激之患”，过了过了卢沟桥后，“地平土疏，波激湍悍，或分或合，迁徙弗常”，所以永定河是北京地区众多河流中水患最为严重的一条。包括本次门头沟的水患，肇因也是永定河。
从元朝到清朝的640多年时间内，永定河爆发大规模水灾多达124次，其中清朝独占78次，平均每4年一次。因此康熙感叹道：“数徙善溃，颇坏田庐，为吾民患苦，朕甚愍之”。
造成北京河永定河这种相爱相杀的关系有诸多原因。
首先，就得从北京的地理位置说起。北京的地形西部和北部皆为绵延不断的高山，东部为渤海，中部是广袤的平原，因此又被叫做“枕山襟海”。受海洋影响，北京的温带季风气候最大的特点是雨水集中在夏季。“枕山则雨水陡泻挟沙带泥，近海则众水朝宗地形洼下，平原广野则河水停积，消泄不速，故水患也独深”。
其次是因为人为的因素。女真在古代燕京定都后，“兴燕、云两路夫四十万之蔚州交牙山，采木为筏，由唐河及开创河运至雄州之北虎州造战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开启了大规模开采永定河上游森林资源的先河；元代兴建大都城，木材作为最重要的建筑材料，永定河流域的森林遭到了进一步的采伐；明代朱元璋为了防止蒙古南下，在北京一代兴建边镇，大同镇就位于永定河的上游。而无论是修建军事要塞还是朱棣后来迁都北京，对木材的渴求量是极高的。更不用说，明军为了坚壁清野而进行采伐，以使南下的蒙古兵无所遁形，达到“坚壁清野”的效果。
其实，历朝历代对永定河不乏治理，那就是元大都时期就有了下水道，明清两代在此基础上发展，让水患保持在一定程度。只是，从金代到明代，对永定河的利用大于治理，直到康熙年间，才意识到治理的重要性。康熙选拔清廉的于成龙，采取了对永定河上中下游同时治理的方式，又结合了潘季训“束水攻沙”的辩证治水理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随着清代的国力在乾隆以后走下坡路，吏治腐败。诸多官员都把治水当作中饱私囊的机会，永定河水患不仅没被治好，反而越发严重。
民国时有了建设官厅水库的想法，将蓄水与治涝结合，但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无疾而终。
新中国成立后，官厅水库于1951年10月动工，1954年5月竣工；主要水流为河北怀来永定河，水库运行40多年来，为防洪、灌溉、发电发挥了巨大作用。官厅水库曾经是北京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库区水受到严重污染，90年代水质继续恶化，1997年水库被迫退出城市生活饮用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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