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属于短兵器，是中国古代兵器的一种。它的发展历史非常久远，经历了石制、铜制和铁制的时代。在剑的形成演化过程当中，围绕剑器形成一种特殊的剑文化现象，影响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形成与发展。而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剑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

剑文化，简单的说就是剑器及剑所附带的精神内涵。剑器通过剑术、剑的形制和铸造工艺来阐述并实践着剑器所承载的精神内涵，而剑所附带的精神内涵则体现在了佩剑、赠剑和相剑当中，这些形式表现和总结了剑的精神内涵，并使得其得到了传承，代代相传。

春秋时期剑文化形成的背景

其一，军事背景

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是诸侯争霸的大动荡时期，在历史上有着“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历史记载。期间“挟天子以令诸侯”，各诸侯之间的“尊王攘夷”。之后的“三家分晋”，再后来的“合纵连横”等诸多历史记载。由于周王室的东迁，周朝天子的势力一落千丈，王权衰落。

春秋时期中国历史由统一走向了分裂，各诸侯竞相争霸。出现了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五霸，还有后来的吴王夫差以及越王勾践。“三家分晋”是战国时代的开端，之后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楚、赵、燕、齐、秦、韩、魏）。

七大国不断发动兼并战争，通过吞并小诸侯国来增强自身的实力。兼并战争的频发，促使军事快速发展，为了适应战争中军士们作战需要，剑作为主要的近身防卫型武器逐渐显露其优势，军事用剑逐渐扩展，剑逐渐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短兵器。

其二，文化背景

早在西周的时候，由于“学在官府”，文学书籍只能由官府保管，由学有所长的官吏进行管理。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东迁，官府的文学管理制度遭到破坏，撰写书籍的官吏和管理教育的官吏均走向了民间。广大的百姓才开始接受文化教育，私学开始兴起。到了战国时期，私学更加兴盛，最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一时期剑术理论也得到了发展，《庄子·说剑》所记载的赵惠文王喜剑，庄子所阐述的“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被当今人们研究春秋战国剑术的一个重要理论。《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所记载的“越女论剑”，说明当时剑术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此时的理论已经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来阐释剑法的规律。

其三，社会生产背景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人民活在战火中没有安定的生活。但这一时期的生产力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铁器的使用，铁器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工铸铁技术所铸造的铁农具，投入到农耕，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平。

随后水利工程的新修，更加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据《考工记》记载的历史，在战国时期，手工业和商业也同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发展得益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同时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战国剑的种类

在这个连年征战，百姓迁徙频繁，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等均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融合,剑的形制也得到了相应的融合,形成了以中原铜剑为主的制式的剑器。而边境少数民族也在生产活动中也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剑器，剑器形状的不同与其民族信仰与文化有着极大的关联，剑器形制主要分为六大派系：中原派系、北方派系、东北派系、巴蜀派系、西南夷派系以及百越派系。

其一中原派系

经考古发现，中原派系的剑器分布大致从南方的楚国至北方的燕国赵国，从东部的齐国至西部的秦国，学术界称之为“东周式铜剑”。其特点是剑身相比较西周有了明显的增长，更加锋利、剑从较宽、剑格更厚；剑较重、剑脊直、剑跟厚、截面为菱形。

春秋时代剑的长度一般在50-60cm，战国时期，由于剑技的发展和作战的需求，剑长可达70-100cm，这些种种变化也反映出中原制剑技术的成熟化。成熟形态的中原铜剑来源有二，其一是继承了西周的铜剑，其二是受到吴越铸剑技术的影响。

其二北方派系

北方主要使用短剑，主要分布在北方的草原以及长城沿线的山地。短剑主要为北方游牧民族所使用，结合游牧民族的风俗特点，我们称之为胡剑。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短剑的特点就是形制纷繁复杂。

尽管形制复杂，但是仍有个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剑体长度均为 20-30 cm的短剑，均以动物纹饰或几何纹饰对剑器进行装饰。对剑器的图形装饰，这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传统，这与他们的图腾信仰和精神寄予是有极大关联的。

其三东北派系

东北派系主要分布在现如今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的交界处，是内蒙古高原向东北平原的过度地区。经考古发现东北派系的青铜剑特点是：剑刃具有较大幅度的弧曲，因此称为曲刃剑，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銎柄式曲刃剑，剑刃的两侧弧曲，剑身中部有凸起的圆柱形剑脊，后接銎式柄，銎内还可以装一段短柄。第二类是短茎式曲刃剑，剑身两刃弧曲，弧度较銎柄式曲刃剑更大，剑身中部凸起圆柱形脊，而且带有血槽，后接短茎，也被人们称为“琵琶剑”。

第三类是匕首式曲刃剑，匕首式曲刃剑是由銎柄曲刃剑或短茎曲刃剑与北方胡剑相结合的产物。其剑身与剑柄是连铸形制，剑身多与短茎曲刃剑相似，少部分与銎柄曲刃剑相似。

其四巴蜀派系

巴蜀派系的青铜剑主要分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西至四川西部高原，向西南至云贵高原以及四川西南山地。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水文地貌，巴蜀地区的人们没有使用战车作战而是采用短剑作为兵器，不但携带方便而且擅长贴身近战。

巴蜀派系的青铜剑形似柳叶，也被人们称之为柳叶剑。其特点是剑身长度在30-45cm较多，装饰极具特色，纹饰极为丰富。其剑身基部常铸刻有象形的图纹，有单个符号，也有多种组合而成的图案，这些复杂的纹饰，不仅仅是器型的美饰，还有可能代表了一些特殊的含义。

其五西南夷派系

西南夷派系的青铜剑主要活动于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等地区，由于春秋战国时期西南夷各族聚居和迁徙较为频繁，因此经考古发现西南夷发掘的青铜剑形制也较为丰富。最为出名当是滇式短剑，其特点和巴蜀短剑类似。它是剑身也常饰有精美、富于民族气息的花纹，或存于剑柄、或布于剑身。

其装饰手法包括有线刻、浮雕、镶嵌、圆雕、镂孔等。但部分滇式短剑的表面呈银白色和灰褐色，经检测其表层含有高锡层，锡含量高达48%-64.37%，次特点属滇人的特色工艺。

其六百越派系

早在东周时期，吴越铜剑和中原列国铜剑相融合，形成了古铜剑的中原系统。中原系统又向南传播，进入福建、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区。但这些地区还流行着一种较为独特的青铜剑，我们称之为“百越之剑”。其形状主要是扁茎铜短剑，早期剑身呈柳叶形，扁茎、斜肩，茎部一般有穿孔，或无穿孔而有凹缺。装柄方式是在茎部夹装木条，通过穿孔钉固，或以茎侧之凹缺缚绳系紧。

到了战国时期，广西、广东及湖南地区出现了一类扁茎铜短剑。形制与早期扁茎式剑有所区别：扁茎，多为折肩，少数斜肩；茎部多有一个穿孔，或无穿孔而有凹缺；剑脊部分常显著凸起，剑身截面略呈“十”字形，这就是战国百越剑的主要形式。

剑文化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其一相剑理论的兴起

相剑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观察器身的外表，鉴别剑器的优劣和真伪。相剑在当时可以形成一门专门的行业，与当时的社会上层盛行的佩剑，好剑之风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出入豪门贵院，专门为权贵们鉴别宝器。而古书记载中的薛烛、曾从子等人，则是春秋战国相剑家中的典型。

春秋战国时期的相剑大师，均具备丰富的相剑理论和深厚的造剑知识。《淮南子》记载：“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钝识矣。其说的在秦国有一位较薛烛水的人，只要见到剑身上指甲盖那么大的地方，就能鉴别出剑的锋利与否。

作为剑文化的文化延伸，“慧眼独具”的相剑师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这种相剑文化的产生，不仅是春秋战国剑文化研究的理论支撑，还为后世人们对宝器的识别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其二佩剑之风的盛行

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剑不仅被大量运用于战争，而且更广泛地用作平常的佩饰，佩剑风气盛极一时。贵族带剑除防身护体之外，又有了佩饰的作用。而士族阶层不甘于平庸的社会地位，他们游走于社会上层，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标识。来过滤掉他们的卑微，寄托他们的超于世俗的精神，他们选择了佩剑来作为这么一种标识。所以佩剑的文化内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

其三赠剑文化

佩剑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权利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到后来人们将做工精美的剑器作为礼物或当作以一种手段，使得剑又拥有了另一种功能“赠剑礼俗”。通过一些古典可以看到一些有关赠剑的典故，伍子胥以剑谢渔夫救命之恩，国君勾践送说客子贡以剑为礼物。越国战败送吴王宝剑以求保全，可见剑在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之高，说明赠剑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文化礼俗的一部分。

总结

剑文化是我国传统武术文化史中的一个分支，它与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是相互渗透。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考虑到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整体和局部统一起来研究，有助于剑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整理和继承发扬。

顺沿着历史文化的链条，翻检着几乎与中华民族走过同样久远岁月的百兵之君——剑，没有哪样兵器能与剑所产生的影响相提并论。它伴随着中国武术文化历经几千年，它所负载的文化内涵，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展现出其独具特色的文化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