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汉朝400年人才可谓鼎盛时期，究其原因，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和人才选拔有很大的关系。

在汉代有两种选官的制度：征辟制和察举制。

征辟制度的确立与选官的标准

征辟制度是在汉高祖十一年下诏天下，开始招揽人才，这是汉代征召制的开始。这种由皇帝或高级官员直接招聘有才干的平民的制度就是征辟制。皇帝聘请受封的称为“征”，高级官员聘请受封的称为“辟”。

征辟制度选官的主要标准及限制

征辟制对于选官有很多条件和要求，对应聘者的德、能、身体状况、年龄都做了限制。据汉高祖诏书上有载：“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 ，署行 、又 、年 。 有而 弗 言 ，觉 ，免 。 年老癃病，勿遣。”

东汉光武帝曾下诏: “方今选举，……四 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二曰学通行修，经 中博士; 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 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 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自今以后 ，审四科辟召 。”

根据诏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征辟选官的“四科取士”标准。“四科”包括德行、明经 、明法 、政略四项 。

德行，即道德品质。是指的具有廉洁奉公、刚正不阿、敢直言极谏的高尚品德。

明经，要通晓经学文法。汉武帝尊崇儒术，极其重视经学。

明法，指的是要了解法律。汉代统治者阳儒阴法的统治理念，已为学界共识。当时的代表人物有郑崇，陈宠。

政略，即文武政事，勇猛知兵法，用于选拔将帅和武艺超群的军官。

除此之外，征辟还有严格的限制条件。

第一，遭到禁锢之刑的人是不能当官的。在汉代，禁锢作为一种刑罚一般配合察举、征辟制度施行，并罪及子孙。同时对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起到了监督保障和惩戒的作用。

第二，商人不能为官。

第三，越权妄为的官吏将被禁锢，同时规定官吏不能擅自召被禁锢的人当官，否则将被罢免官职。

第四，任职回避上的限定。即 凡 两 州人之间有婚姻关系者，其家人不得交互为官。 如 赵岐 ，京兆长陵人，其妻马宗姜为扶风茂陵人，赵岐历任的地方官为皮氏长 、并 州 刺 史 、敦 煌 太 守 。 地 方长 官 一定要回避本籍，而自行辟召之掾属原则上一定要用 本籍之人。州刺史( 州牧) 辟用属吏可以不限制郡，但是必须在本州内选用。郡太守之郡县属吏须由本郡 人担任，但是需要回避县。

第五，征辟制选官的考铨。两汉王朝对各级官吏的 考铨一般与监察并行，制度较为完备。汉承秦制，每 年秋季开始在各级官员逐级进行，年底将考核结果集 于京师，并于次年二月初一朝会之时，宣布结果。至于考铨的程序 及方法，以文官为例，先考课并德才、政绩评定等级，而后铨选以决升黜。铨选的等级一般分为上、中、下 三等。“殿最”两字，“殿”为下，“最”为上。

征辟制为两汉一种比较成熟的选官制度，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开辟了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新途径，选拔了大批人才，而公州府的试用也保证了选官的质量。

征辟制的弊端在于缺乏客观的评选标准，尤其是在东汉后期逐渐沦为地方世族豪强争权夺利、发展个人势力的工具。

察举制选官制度的确立

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又产生了一种新型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包括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是皇帝下诏书，制定选择人才的标准；接着就是政府官员按照标准，向皇帝推荐人才；最后皇帝亲自对推荐过来的人才进行面试，根据他们的表现授予不同的官职。这套制度就是后世所谓的“察举制”。察举制下，针对不同领域的人才，制定了不同的选人标准，这些标准就形成了各种“科目”。汉文帝要找的都是人品正直，敢于向皇帝提意见的人才，这个标准就变成了察举制的第一个科目，叫作“贤良方正”，就是品德高尚，又敢于提意见的人。你看，这个标准刚好和秦朝对官员的要求是反的。秦朝要的是纯粹的办事机器，汉朝却开始注意适度发挥官员的主观意志。而且，一个人能够被推荐上来，说明他在地方上很有道德声望。一个拥有道德声望的人，做官以后也更可能受到百姓的欢迎。

察举制的完全确立，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因为察举制当中最重要的科目“孝廉科”是在汉武帝在位期间确立的。“孝”就是孝顺父母，“廉”就是清廉正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在儒家大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颁发了一道诏书，命令全国各郡的地方长官都要向朝廷推举孝廉两人，所谓的“举孝廉”就这样开始了。孝廉是察举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因为“举孝廉”是定期的，每年都会进行一次，这说明察举制已经成为一项正式的制度。

除了“贤良方正”和“孝廉”以外，察举制在当时还发展出了一些其他科目，有的科目是选拔某些领域的专门人才。比如“明法”科，选拔的是熟知法律的人才；“廉吏”科，选拔的是地方官吏当中有功劳的人。各种科目相互配合，察举制度也就得到了完善。

“孝廉”这个科目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察举制的主流。这背后其实反映了儒家思想地位的上升。儒家最看重的品德就是“孝”，儒家经典《孝经》开篇就说“孝，德之本也”。意思是说，孝顺父母是道德的根本，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就很少会去做坏事。汉朝皇帝实行“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注意在社会上弘扬孝道，甚至皇帝的谥号前面，也要加个“孝”字。比如汉武帝的谥号就是“孝武皇帝”。

察举制的发展及对汉代的影响

察举制度确立以后，汉朝终于解决了秦朝留下的问题。察举制度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著名的大臣都是通过举孝廉走上了仕途。

《三国演义》中有一个精彩片段叫“武乡侯骂死王朗”，诸葛亮舌战王朗，上来一句话就掀了王朗的老底：“你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意思是你世代居住在东海旁边，当初是通过举孝廉，才成为了汉朝的大臣。言下之意是说，你原本是汉朝的臣子，却背叛了汉朝，投靠了曹魏。这一段是小说家虚构的，不过历史上的王朗确实曾经被举为孝廉。其实，许多我们熟悉的人物，比如曹操、孙权、袁术、公孙瓒，都曾有举孝廉的经历。甚至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已经实行了很久，民间仍然习惯性地把举人称为“孝廉”，这就是察举制在语言中留下的痕迹。

察举制的出现不仅是选官制度上的改革，也标志着古代中国的统治策略发生了变化。秦朝的选官制度重视军功、重视法令，汉朝建立的察举制却更重视道德和伦理。这说明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利用道德力量来为自身服务，这种道德力量的代表就是儒家，儒家士人也逐渐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不过，察举制在东汉逐渐发生了变异。东汉是一个豪族社会，所谓豪族，就是拥有很大社会势力的家族，当时全国各地都分布着豪族势力。你想啊，在察举制中，谁更容易获得官员的推荐呢？当然是有钱有势的人。而且对于官员来说，推荐豪族的子弟，也就跟豪族交上了朋友，对自己也有好处。

所以，到了东汉中期以后，察举制就渐渐被豪族把持，越来越不公平了。当时有一首民谣是这么唱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意思是说，察举上来的秀才，根本没学问；察举上来的孝廉，却连父亲都不肯赡养。到了魏晋时期，豪族世代为官，也就成为所谓的“士族”，察举制度发展成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规定，在地方上的州郡设置一个“中正”，中正根据家世、德行等标准，给当地的士人确定等级。当时把人才分为九个等级，中正负责确定某个人才属于哪一等。担任中正的一般是地方的士族，他们在评定等级的时候当然也会偏向士族的子弟。更何况，“家世”在九品中正制中已经成为评价人才的公开标准，士族操纵选官的现象也就被合法化了。所以，在九品中正制下，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变异，也是察举制走向衰落的标志。

到了隋唐时期，察举制就逐渐被更为公平的科举制取代了。

这套制度比较有弹性，避免了汉朝重蹈秦朝的覆辙。但这是以降低国家的统一程度为代价的，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汉文帝即位以后，开始着手改革选官制度。他在公元前178年下了一道诏书，要求政府官员向中央推荐品德高尚，又敢于向皇帝提意见的人才。到了公元前165年，汉文帝又下了一道类似的诏书，而且还亲自对各地推荐来的人才进行面试。这次获得推荐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一个人在面试中表现特别出色，于是直接被任命为中大夫。这个人就是汉朝的名臣晁错。就是这个晁错，后来建议汉景帝颁布削藩的命令，打击地方诸侯王的势力，于是诸侯王起兵造反，爆发了著名的“七国之乱”。

察举制实行自下而上的推选，看重官员的道德品质，这解决了秦朝选官制度遗留的问题，那就是只重视自上而下的控制，官员不讲人情味。但是，汉朝的选官制度也引发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官员背后拥有地方势力，威胁到皇权的统治。皇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开始寻找新的对策。

汉朝选官制度，推动了朝中结构的形成

汉朝的察举制中规定，地方长官要向中央推荐人才。全国那么多地方，每年各地推荐多少人上来，这个你得一碗水端平吧？汉武帝当年强制规定，全国各郡的行政长官必须每年推举孝廉两人。可问题是，各地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并不均衡，这样搞平均主义，显然是不公平的。自从这个制度实行以来，就开始有人抱怨。

到了东汉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在位期间，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当时全国比较大的郡，人口多达百万以上，小郡不过几万人。终于在大臣们的建议下，汉和帝下令，按照各郡人口来确定举孝廉的名额。人口不满二十万的郡，两年举一个孝廉；二十万人以上，一年一个；四十万人以上，一年两个，依次类推。如果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郡，一年就可以举五个孝廉。一个人即使才华出众，要是他生在一个人口不满二十万人的小郡，那要每隔两年才能等到一次举孝廉的机会。

这里面暗含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叫作“代表性”。中央政府要想控制全国，就要从全国各地选拔官员，让他们代表地方说话，担任中央联系地方的纽带。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官员的代表性，那可是事关国家统一的大事。不过，重视官员的代表性，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朝廷上的官员们往往在地方上都有自己的势力，有时连皇帝也不敢得罪他们。尤其是在地方豪族的势力崛起以后，朝廷官员事实上就成了豪族的代表。这种现象在东汉表现得尤其明显。

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就是在豪族的支持之下，才建立了政权。所以，东汉从建国之初就确立了皇权与豪族共治的传统。朝廷上的官员很多都有豪族背景，这些官员在朝廷上做官，在地方上也有自己的家族势力，一个上通下达的“士大夫”阶层也就形成了。一些士大夫家族甚至可以长期占据高位，比如东汉末年的袁绍，家里号称“四世三公”，就是连续四代人都位列三公，可见他们的政治势力有多大了。

汉朝创立的察举制又导致官员和地方势力相结合，成为一个上通下达的士大夫阶层。皇帝为了制约士大夫，经常拉上宦官做帮手，“皇帝—宦官—士大夫”的权力大三角也就成型了，这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权力结构。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宦官专权时代，也就是东汉末年、唐朝后期和明朝晚期，背后都是这个权力大三角在起作用。

察举制虽然解决了旧问题，又产生了新问题，留待后人去解决。人类制度的演化，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解决旧问题，又产生新问题的过程。

文献：

《续汉书·百官志》

《孝经》

《“四科取士”与汉代用人标准》

《阎步克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论汉代的辟除四科》

《范 晔 .后汉书》

《王 先 谦 .后 汉 书 集 解》

《陈 寿 .三 国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