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当中说写到，“对名誉的义理，就是保持人的名声不受玷污。这个义理包括一系列的德行，其中有些在西方人看来是相互对立的，但对日本人而言则是完全统一的，因为其并不是报恩的义务。”“事实上西方语言中把这两者区分为感激与抱负的对立范畴，日本人则无法区分，为什么一种德行不能包含一个人对他人善行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轻蔑或者是恶意的反应。”
所以在日本文化当中，义理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们对个人名声的维护，不管是报复和敌意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就造成了日本人对于竞争采取能免则免的态度。因为竞争就会有输赢，就会让失败方受辱，进而对自己忧郁对对方施加报复产生敌意。想起东野圭吾的《恶意》，里面的被害人根本没有对另外一个人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那个人就怀着极大的恶意去制造一系列事件去报复他。读这本书的时候很难理解，这都是些啥人啊，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可能就很正常，《恶意》当中的被害人在无形之中衬托出了那个凶手的无能，让他受到了羞辱，所以他对被害人报复了。
日本人对名声的极度重视，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为何学校发生火灾校长会自杀。自杀是澄清自己的名声，维护自己名声的高尚方式。所以对日本人来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得到尊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战后日本，对外界的态度会产生180度的大翻转的原因。日本遭到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打击之后，他采取的不是抗争或是抵制，而是接受。他们认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得到尊重，所以他们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对名誉的持久追求，是令人尊敬的必要条件。
战后日本普遍有种消沉的情绪，人民不着急去重建家园，而且慢悠悠地接受，因为他们在战败之后发现他们自己对世界所采取的态度，并不能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不能让世界从世界范围当中得到尊重，所以这种挫败感会让他们产生受耻辱的感觉，瞬间迷失了目标和方向。但是日本人又不欣赏厌倦，鄙视这种自甘堕落又不能报复的方式，所以“从倦怠中站起来”是日本号召改善生活的口号。
我们在日本文学中也能体会到忧郁的情绪，作者也并不会特意强调，但是在字里行间都弥漫着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并不像其他文学一样有具体的原因，通常顺着这个原因，我们会对它所产生的环境或是人物反思谴责等，但在日本文学当中这种情绪似乎是无处不在的。这是因为日本人对各种失败诽谤和排斥的敏感性，使他们很容易折磨自己，而不是他人。
所以日本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民族。他们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的言行，让自己的言行，符合义理和义务。所以日本社会当中的极度强调秩序整洁跟服从以及好战反抗其实是相互融合在义务义理这观念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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